网络直播行业快速发展，促进线上线下资源优化配置，是数字经济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中直播打赏成为新型文化、知识、娱乐消费的一种重要形态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。
直播打赏源自戏曲艺术悠久的“斗戏”传统、“缠头”习俗，这种观、演及时互相反馈的模式，还原了戏曲表演与观众的互动方式，有助于戏曲艺术开辟演出舞台，吸引多类型观众，增加市场化收入。随着多年发展演变，直播打赏业态已经分化出多层次、多类型的内容服务市场格局，既包括大众导向的表演类内容，也包括知识普及、专业咨询类内容，以及日常生活、工作等场景。打赏行为，体现了用户对服务价值的肯定与尊重，对于提升服务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用户在观看直播过程中的“打赏”行为，根据不同的直播场景而具有不同特征。就专业咨询和知识普及类，根据用户和主播的互动，有可能构成知识付费，打赏作为用户对获取知识和咨询服务的一种对价。线上音乐会的打赏，类似于线下演出的门票购买行为。针对个人主播表演的打赏行为，也要根据具体打赏是否存在消费内容和对价来判断其属性，例如有些打赏目的是歌曲演唱点播服务等主播才艺表演，同样构成一种娱乐消费的对价。
直播打赏行为归根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下的行为，属于个人自主决定的行为范畴。如果要对打赏行为及其效力展开外部限制和干预，比如限制金额或者否定效力，本质上是对个人支配和处分财产行为的否定性评价，背后是对个人行为能力、判断能力的质疑，这一过程需要比较清晰的法律依据，方可做出。
直播打赏行为属于个人的民事行为，应当纳入个人自治的范围。对于直播行业和打赏现象带来的问题，需要按图索骥，厘清问题背后的症结，展开针对性治理。
目前直播打赏引发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非理性打赏与内容氛围问题。对于这两类现象的治理，需要究其本质分别施策，避免采取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。对于非理性打赏，首先需要区分正常打赏和非理性打赏，界定典型的非理性打赏情景，区分用户群体，避免因为少数问题，而对正常、理性的用户使用行为，造成不必要的打扰和干预。一刀切的限制，很可能会干预和影响用户的正当使用。其次，对于非理性行为，不宜直接采取限制金额、次数等刚性方式，应当以提醒、引导等方式为主，避免代替用户做决定，限制用户自主决定的权利。
对于直播内容导向问题，应当通过内容治理机制来矫正。如果直播存在诱导性内容和氛围，应针对性地采取内容监测和管控措施，实现治本之效。如果不分具体原因，直接限额限次，可能导致误伤，甚至可能出现大量规避行为，比如某些打赏交易可能转到第三方平台或者线下进行，脱离监管视野，反而更加不利于引导良好内容生态。
对于直播打赏中出现相关问题的治理，应当准确识别问题本质，明确打赏行为的法律属性，尊重用户使用网络服务的自主权利，通过内容治理、行为引导等方式，实现动态而精准的网络治理。
首先，内容层面，针对不良内容和诱导非理性打赏等问题，应当完善平台的内容监测和巡查技术模型，根据新型变化，添加和优化技术参数，实现内容治理的动态更新。与此同时，也要区分平台的能力边界，确立理性的平台治理标准要求，对于某些超越和脱离平台判断能力和控制范围的主播行为，应合理区分责任，例如某些主播将互动行为引导到平台之外，或者有些不良行为发生在线下，应当认定为超出了平台控制的范围。
其次，用户行为层面，对于非理性大额打赏问题，平台应当采取措施识别判断，及时提醒非理性打赏行为，引导用户理性消费。比如为用户提供自行设置消费提醒等功能，为用户自我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措施。
最后，主播管理层面，除了管控内容之外，还可以通过建立主播信用评分和惩戒等主体管理机制，结合主播行为、内容、违规频次和程度、被举报投诉记录等情况，对主播进行“健康分”等评分机制，通过信用和声誉机制来有效约束和引导主播行为，助力直播行业长期健康发展。（刘晓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）